蜡像在博物馆展陈中的应用

    超写实人像(本文主要指蜡像和仿真硅像)参与博物馆陈列展览，从无到有，至今方兴未艾，丰富了博物馆的陈列内容，活跃了陈列展览的氛围和观众参观兴致，作为浓缩历史瞬间的立体仿真艺术，已成为一种陈列设计形式和历史文化载体，日益得到博物馆观众的青睐。

蜡像

    据史料记载，古埃及和古罗马在殡葬仪式中使用过蜡制神像和蜡制祖先面膜。在中世纪，欧洲人曾将蜡像用于巫术，教堂里已经有了还愿蜡像，并用蜡制面膜纪念帝王和伟人。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用失蜡法制成的青铜徽章像。17至18世纪，西班牙、意大利的彩色蜡塑浮雕风行一时，同时蜡像制作还推广到医学上，西西里人加埃塔诺·朱里奥·尊博曾与法国外科医生德斯诺琪合作制成人体解剖蜡像。18世纪70年代，法国巴黎和瑞士的蜡像艺术家陆续展出了多姿多彩的蜡像，有情有景，栩栩如生。

    最负盛名的是英国杜莎夫人蜡像馆。杜莎夫人在巴黎师从菲利普·科特斯医生学习蜡像制作技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她被迫替那些被执行了死刑的贵族们制作死亡面具。19世纪初期，杜莎夫人带着她的蜡像从法国来到英国巡回展出。通过观展，寻常百姓看到了栩栩如生的、出现在报纸头版头条的大人物的蜡像，了解到了包括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在内的欧洲重大事件。1835年，英国杜莎夫人蜡像馆在伦敦永久成立。该馆及法国格雷万蜡像馆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蜡像艺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早在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时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的薛福成先生在《观巴黎油画记》一文中将法国蜡像艺术介绍到中国。他写道:“余游巴黎蜡人馆，见所制蜡人，悉仿生人，形体态度，发肤颜色，长短丰痔，无不毕肖。自王公卿相以至工技杂流，凡有名者，往往留像于馆。或立或卧，或坐或俯，或笑或哭，或饮或博，骤视之，无不惊为生人者，余巫叹其技

之奇妙。”

    中国近代蜡像艺术的开拓者程枕霞先生(1898-1966年)早年潜心研究服饰艺术，后受西方蜡像艺术的启发，拟用真人大小的蜡像展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1939年，他制作的二十多尊蜡像身着唐、宋、元、明、清历代服饰，于当时的北京饭店六楼大厅展出，受到广泛好评(当时德国驻北平的文化官员鲁亚文购买了八件作品运往法兰克福陈列)。之后，蜡像艺术在中国不断成熟，逐渐用来表现特定的历史人物、事件和情景。20世纪30年代，山东孔庙曾塑有孔子蜡像;随后，“西安事变蜡像馆”、“秦陵蜡像馆”、“北京明皇蜡像宫”、“大连金石蜡像馆”以及各博物馆、纪念馆也纷纷用蜡像艺术展现历史的某些瞬间。2004年，代表中国蜡像艺术较高水平、融教育性与欣赏性为一体、将蜡像与文物相结合的国家级蜡像艺术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诞生。

仿真硅像

    20世纪70年代，西方雕塑艺术流派纷呈、百花齐放，印象主义、现代主义、象征主义、达达主义等甚嚣尘上。总的来讲，这些都是抽象主义的表现手法，大有摒弃写实、再现手法的态势。即便如此，注重写实的传统依然在西方雕塑界焕发着顽强的生命力。

    在英国杜莎夫人蜡像馆陆续在世界各国开设分馆的同时，超写实主义雕塑的另一支流在美国兴起，以雕塑家杜安·汉森等为代表，以不同于蜡像的制作手法制作超写实人像。他们的雕塑以普通人为造型对象，以树脂为基本材质，配上毛发和服饰，酷似真人，深受观众喜爱。

    杜莎夫人和杜安·汉森的超写实主义雕塑继承了古典写实雕塑的风格和技法，但又有创新和发展，不但刻意在人体科学性方面追求形体比例、解剖的精确，更刻意追求人的真实性:塑造酷肖真人的塑像。也就是说，古希腊的人像雕塑，虽然很真、很美，但看着是雕塑，而杜安·汉森的超写实人像，看着像真人，他在以艺术手段再现人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在蜡像不断“增量”的同时，一些雕塑艺术家开始了新的探索。1990年前后，中国艺术家邹人调开始借鉴电影化妆师利用硅橡胶皮塑造特型演员脸型的做法，尝试用硅橡胶制作新型超写实人像，他称之为“仿真硅像”。“仿真硅像”的制作是一项复杂的过程，关键工序是做泥塑、翻石膏、注石蜡、塑硅胶。硅胶冷却后，工艺师再在上面植上汗毛、指甲。仿真人难度最大且又关键的是头像，难中之难是人物五官、表情的形似、神似。头像制作出来后，工艺师要根据人物特征设计不同的眼球，用不同色泽的树脂制作。另外，由工艺师对“人脸”的肤色进行染色，制作皮肤皱纹、斑点，牙齿采用成型假牙，然后把真人胡须、头发、眉毛、睫毛，用镊子一根一根植人硅橡胶皮肤，一般男仿真人约需植人5万根头发，女仿真人需植人8万根头发。

    这种仿真硅像，皮肤质感接近于真人，且富有弹性，在零下20度至零上60度的温度下不变形、不掉色，可用水清洗。就其突出的艺术表现力、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经久耐用的陈列寿命而言，同传统的蜡像相比，有着突出的优越性。1992年，中国煤炭博物馆采用这种硅像来再现“井下矿工”，引人关注。2004年，国家博物馆蜡像艺术馆里的一个“酣睡者”，曾令不少观众惊为真人，被专家称赞为“发展了杜安·汉森的超写实主义雕塑”。

   蜡像雕塑在中国的另一大发展是，仿真硅像艺术和机器人技术的有机结合。硅胶材料制成的人像，除了有真人仿生的肌肉感、肌理感，其伸缩性特征为表情和肢体的活动提供了可能。高仿真表演机器人真正达到了“超写实”的神奇效果，它初步具备了机器人的“人工智能”，采用机器人的核心技术(人脸识别系统，语音识别系统，自动追踪、导航、避障功能，多种感应系统等)，能像真人一样“说话”和“左顾右盼”、“举手投足”，与观众进行对话和交流，和真人几无二致，因而更受观众喜爱。给博物馆展陈注入“生命”

    超写实人像雕塑在中国的出现和存在形式，曾长期处于“自立门户”、偏安一隅的处境。从加世纪初期到90年代，无论是早期的程枕霞“广州文化公园蜡像厅”，还是90年代的“北京蜡像馆”、“西安事变蜡像馆”等，基本都是作为一种游乐设施供人们观赏，基本与博物馆无缘。90年代初期到本世纪初，超写实雕塑开始艰难而零星地“挤进”博物馆的神圣殿堂。这一方面有赖于博物馆人对现代博物馆性质和功能认识的逐步廓清、“以文物为本”陈列理念的松动和“以人为本”陈列理念的逐步确立，另一方面在于观众对文物展品的可读性、可看性要求不断提高，博物馆的展陈开始谨慎尝试、有限采用超写实人像来再现历史人物。1992年，中国煤炭博物馆尝试用超写实仿真硅像表现井下矿工。2002年，湖南省博物馆以公安刑侦学的头骨复原原理为依据，用仿真硅像复原制作了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辛追夫人”。甲午战争纪念馆展示了“甲午战前会议”蜡像，再现历史场景，人物形神兼备、个性鲜明，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准和视觉效果。

    利用超写实手法复原特定人像和自然、人文场景，成为近年来各类博物馆(包括科技馆、自然馆、纪念馆和旅游景点)陈列的一个亮点。众所周知，文物展品往往已经脱离它的生存时代和环境，加之文物链的断裂和缺口，文物知识的专业性、技术性，导致文物本身只讲“古话”、“半截话”、“行话”;科技展品又囿于抽象、深奥，而难以直观表现其科学原理，这

都导致展品的信息释放和传达效果十分有限。超写实人像的参与，极大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不但使文物展品的性质、出身和用途得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展示，而且增强了展品对观众的吸引力、观众对展品的解读力和参与性。例如，媛挥历史陈列馆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采用超写实手法复原了《中俄媛挥条约》的签字仪式，令观众仿佛置身于1858年的那个历史瞬间:俄方首席代表穆拉维约夫总督，以征服者的姿态，双目炯炯，虎视耽耽，目光直逼大清帝国奕山公爵;奕山本人是满清皇族，此番心情沉重、一管笔握在手中，分量重若泰山，其迟疑而无奈的神态显露无遗。这一场景“复活”了历史的瞬间，填补了媛挥历史陈列缺失文物的空白，令观众的心灵产生极大震撼。

    2009年9月，中国农业博物馆推出“中华农业文明”专题陈列，采用文物和人像复原场景、背景画相结合的手法，通过三者之间的联系，把只有文字记载的内容，以立体形态的方式展示出来，使观众对悠久而厚重的传统农业不仅有切身的感受，还会有心灵体验和震撼。观众走进展馆，稻作文明场景—河姆渡、粟作文明场景—半坡、商代农耕场景—协田、汉代农耕场景—二牛抬杠、魏晋农业场景—果树嫁接、唐宋农耕场景—水田耕作、明清生态农业场景—农、桑、鱼、牧，一幕幕历史农作场景次第“复活”，让观众对中国古代农业成就有了一个直观的基本概念。

在展陈中的“出头”和“回避”

    超写实人像在博物馆中的大量应用，迎合了“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展陈要求，但在展陈的策划和设计阶段，若确需人像，仍需对人像的塑造类型加以选择，正确把控超写实人像雕塑的进和退。笔者以为，有下述四原则可资参考:

    第一，主次协调。如果人像是主角，需专门表现“人”的思想气质形象，那怎么雕琢都不过分;但如果“人像”只是展品的配角，或者执行者，那么就要注意人像的类型选择和数量控制，切勿喧宾夺主，主次不分。山西刘胡兰纪念馆中，有一处儿童团夜里偷着张

贴革命标语的场景，使用的不是超写实雕塑，而是单色的玻璃钢写意塑像，效果很好，既传达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又避免了人像“抢镜”、观众“得形忘意”的问题。    第二，体量协调。展陈空间宏阔、人像体量过分放大的场合中，不宜使用超写实人像，反之亦然。超写实人像一般与真人保持在1:1到1.2:1之间，放大或微缩之后，就失去了写实、仿生、逼真的效果。在这种场合，使用石雕、玻璃钢人像，塑造超比例、粗犷风格的人像，与周边环境更为协调，也更容易达成伟岸、高大的气质形象。

    第三，风格协调。环境和背景为写意、概括性场景和绘画的场合中，不宜使用超写实人像。经常看到一些复原场景或半景画场景，要么是超写实人像和写意场景、背景拉郎配，要么是写意人像和超写实场景、背景拉郎配，这都是败笔。超写实人像只有与超

写实的绘画背景、场景组合，才能有机融合，真假难分。

    第四，场地协调。超写实人像适于室内陈列。这一方面是因为材质所限，蜡像、硅像基本上都不能在露天陈放、经受日晒雨淋;另一方面在于，露天场合陈列，除了体量上会显小，安全性也受到考验(展品受损或吓到公众)。所以，选择超写实人像务必考虑

到场地的适当与协调。

    蜡像雕塑，如果能与道具、景观有机组合，将会比孤零零的人像产生更好的情境感、现场感。单个人像所能传达的信息是有限的、静态的，而一旦有了必要的道具，并融人丰富逼真的场景之中，那么这个人就“活”了，人因景而生趣，景因人而有灵，人物和文物背后的故事也就出来了。此外，超写实人像雕塑，特别是蜡像和硅像的陈列，对灯光的要求也比较苛刻。简单讲，必须是顶光、暖光、散光。蜡像有反光之弊，过强或过冷的照明会令“皮肤”因曝光过度而煞白失真;硅像在年久之后“皮肤”光泽会有所减弱，所以在布展时要考虑灯光的照度和暖色，避免脸色“煞白”，保持光鲜而柔和的视觉感受。同时，硅像有一个不错的优点，就是后期维护方便，肤色光泽即便有所减弱，也可以采取“补妆”手法，让其继续保持红润、光鲜的形象。
应用前景

  蜡像雕塑在博物馆的应用是中国博物馆发展的一个缩影。本世纪以来，随着经济、旅游、文化的不断繁荣和发展，博物馆的发展迎来新的高潮，博物馆的展陈形式也在不断创新。超写实雕塑适合大众的审美情趣，其以人为本、雅俗共赏的艺术魅力经

久不息，它作为博物馆展陈的一种重要手段，还将继续发挥独特的效能。从目前博物馆的发展趋势、超写实人像的走俏形势来看，超写实人像雕塑的前景是一分为二的:一方面，博物馆的繁荣发展，会给后者带来喜人的市场需求，虽然大型、省市级以上博物馆

的超写实人像雕塑已经屡见不鲜，但为数更多的市县级博物馆、行业博物馆、私立博物馆的发展，必将派生更多需求;另一方面，随着超写实人像的逐渐普及，甚至在某些展馆的饱和，其局部市场有所收缩是可能的。因此，超写实人像创作要想抓住机遇，在博

物馆的发展中贡献更大的力量，就必须首先在自身技术和艺术的创新上、质量的提升上、品种的更新换代上狠下工夫。